【戰“疫”說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意義更加凸顯

核心提示：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全球性的公共危機，阻止和控制疫情的進一步肆虐無疑是當下全球面臨的共同性問題。在抗疫行動中，國際社會的相互合作至少可以體現在相互援助、信息共享、政策配合等方面，顯現出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現實，也進一步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

作者：林德山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病毒不分國界，疫情不分種族。疫情給世界各國人民帶來巨大損失的同時，也挑戰了既有的治理體系。在疫情嚴重國家，感染人數的指數級增長導致普遍的醫療防護物資短缺、醫院床位不足等問題，一些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面臨崩潰危險。此外，伴隨疫情的急速經濟震蕩正在演化成為一場新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受疫情的直接影響，全球面臨急劇的經濟下滑風險，這是籠罩在目前各國政府人民面前的巨大陰影。而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更是直接影響人們對未來經濟的預期，危機陰霾籠罩著整個全球市場。

齊心協力、團結應對是國際社會控制疫情、克服危機的必然之路

面對疫情的擴散及其所帶來的挑戰，控制疫情的蔓延、減緩其危害并最快和最大限度地戰勝疫情和恢復經濟是各國面臨的緊迫的、共同性的任務。為此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上的發言中所指出的，“當前，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團結應對，全面加強國際合作，凝聚起戰勝疫情強大合力，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性疾病的斗爭”。

此次危機凸顯了各國人民相互依存的道理，在流行病的大環境之下，疫情沒有國界，世界各國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從疫情發展軌跡來看，不同國家疫情暴發以及各國控制疫情的時間各不相同，因而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各國所經受的壓力也有所不同。在應對疫情方面，各國有不同的國情和體制，在應對方式和政策方面也有不同的選擇。但在尚無疫苗以及治療新冠肺炎的有效藥物的前提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僅憑自身而戰勝疫情并走出危機。

疫情所引發的危機是由不同問題交織在一起而形成的。疫情挑戰既有公共衛生體系，而經濟危機是由流行病所引發的供需沖擊所導致，因此，對于世界各國來說，抑制危機、恢復經濟的前提是遏制病毒的傳播，后者必須有賴于世界各國的相互配合。中國目前雖然有效地控制了國內疫情，但在世界其他國家有效控制疫情之前，難言疫情的消除。在這樣一個已經高度全球化了的世界，發達國家同樣也難以獨善其身。美國以及歐洲走出危機也并不簡單只是取決于自身的基礎和應對之策，也取決于他國的疫情控制。美國雖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也擁有良好的公共衛生設施，但其供需市場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世界，包括中國、歐盟以及其周邊的加拿大和墨西哥。所以用美國蘭德公司經濟學家霍華德·沙茨的話說，美國的經濟健康在一定程度上也將取決于這些外部伙伴。而只要他國的疫情依然存在，這種封鎖的狀況也將維持。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滕達伊·阿丘梅強調，“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們，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福祉相互依存”。世衛組織總干事譚德塞也表示，當前疫情已影響到地球上幾乎所有國家和人口，“因此我們必須合力抗疫”。具體來說，國際社會的相互合作至少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相互援助。既已暴發疫情國家的經驗顯示，病例人數的指數級增長會對既有公共衛生體系形成巨大壓力，尤其是防護以及醫療物資短缺、醫院救治設施不足的問題。國際社會的相互援助是緩和這種壓力的重要方式。這一點在中國以及目前一些國家中得到了有效詮釋。中國在疫情最為緊張的時候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持，中國也在國際社會需要支持時予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因此，在接下來國際社會的抗疫行動中，保持和促進國際社會的相互援助和支持也將是各國緩解衛生體系壓力的重要路徑。

第二，信息共享。新冠肺炎是一種新的流行性傳染病，迄今人們對之認知有限，也沒有找到最初的傳染源，無論是病源調查還是治療，都需要各國的合作，尤其是信息共享。各地的防疫及公共衛生專家和部門需要及時溝通經驗和信息。在這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受疫情影響國家在控制疫情方面都受益于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國際社會中高效的信息溝通，同時也通過分享自身疫情防控方面的經驗助力他國的抗疫活動。

第三，政策配合。應對疫情以及由疫情所引發的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都需要國際社會相互配合。從目前形勢來看，限制流動是做好疫情防控的最原始，目前來看也是最有效的途徑，但它必須要得到各國的配合。要做到既限制必要的流動，又不會從根本上危及基本的合作關系。這首先要基于相互的信任。克服危機、提振信心的政策措施更需要得到他國的配合。對經濟的恐慌主要是基于疫情所引發的短時期經濟震蕩，而盡快控制疫情和恢復生產是克服這種恐懼心理、進而恢復經濟的根本路徑。這顯然不能靠單個國家的自我行動完成。近期一些國家相繼出臺了應對危機的一些政策，總體來說，國際社會顯示出了協作共渡難關的良好氛圍。

中國深切體會到了齊心協力、團結應對的意義，也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回應了國際社會的這種訴求。在中國疫情最嚴重時期，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地國家、政府和民間力量的大力支持。中國在基本控制國內疫情的同時，也以自己的行動回報了國際社會，包括向其他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提供援助，在醫療技術合作方面與世界各國分享中國的治療方案，并向一些國家派遣醫療專家組協助抗疫，中國地方政府、企業和民間機構也向其他疫情嚴重國家提供了大量捐贈。

強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需要澄清一些模糊的觀念認知

雖然對于疫情沒有國界、國際社會需要在抗疫中團結協作，各國人民有了基本共識，它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現實意義，但同時存在的一些觀念和現象也對人們有關該問題的認知產生了消極影響。這主要指危機中存在的兩種觀念或現象。一是疫情期間出現的一種“脫鉤”現象，二是疫情期間各國的一些舉措，包括一些控制疫情的必要舉措所帶來的人們對危機后的封閉常態化心理。這些觀念或現象往往表達了對一些問題的模糊認知。

所謂“脫鉤”現象并不是一個新問題，但在此次疫情期間，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控制疫情中的表現不同，“脫鉤”現象再次成為了人們關注的話題。疫情暴發以來，人們從一些直觀現象中得出了一種印象，即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新興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做得更好，這些國家較早地開始恢復生產，而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則表現一般。由此而引發了是否存在世界一部分會與另一部分“脫鉤”的問題。一些國家也借用這種形勢助推所謂的“脫鉤”問題的政治化。但基于這種現象的所謂“脫鉤”認知顯然是似是而非的。例如，蘭德公司的國際經濟政策問題專家庫馬爾指出，關于大蕭條時期是否存在上述的“脫鉤”現象，這與疫情暴發的時間點不同有關，中國、韓國等較早控制疫情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是首先面對危機的。它不能成為所謂的“脫鉤”的理由。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些早恢復的國家也因此而承受了全球經濟復蘇的負擔。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日前針對一些中美“脫鉤”言論表示，中美“脫鉤”，這顯然是不現實的。與中國“脫鉤”，就是與機遇“脫鉤”，與未來“脫鉤”。某種意義上，也是與世界“脫鉤”。

關于疫情中的一些封閉措施是否意味著一種未來的常態化的問題，主要與人們對既有的全球化態度有關。疫情暴發后，一方面，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關抗疫物資緊張的問題，它引發了人們對過去一個時期世界產業結構趨勢的一種反應。另一方面，極端形勢之下，各國相繼采取了一些限制人員正常流動、包括關閉邊界的行動。人們擔心，這些非正常的舉措會影響到未來全球的合作，包括懷疑這是否意味著“我們所知道的全球化終結了”。這種擔憂顯然不只是個別現象。最近，美國《外交政策》雜志邀請了12位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學者，就此次疫情對之后全球秩序的影響問題進行預測。多位學者表示了對此次疫情之后全球化的進一步消退的不安，強調全球供應鏈所受的經濟和政治打擊可能導致一些根本性的變化，甚至有人認為它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仔細分析這類觀點所指涉的一些現象，它們的確是存在的，但這些現象本身并非新現象，它們實際上是過去一個時期既已存在的一些趨勢性變化的一種放大，或者說是對過去一個時期國際社會既已存在的一些孤立主義趨勢的進一步放大。后者主要顯示為過去十多年歐美國家政治上普遍表示出的民粹主義趨向，以及它們所表達的逆全球化政治取向。

不過，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約翰·伊肯伯里所分析的，鑒于這場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破壞，短期內，西方國家關于大戰略討論中的各種力量，包括民族主義者、反全球化者、對華強硬鷹派甚至是自由國際主義者似乎都能夠從這場疫情中找到新的證據。但正如他所強調的，這之中同時可能存在一種緩慢的、反向的逆流，但從長遠來看，它們將會擺脫困境，找到一種新的實用主義和保護性的國際主義。一些學者也從正面回應了這種變化趨勢。如原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原印度駐中國大使希夫山卡·梅農強調，判斷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性流行最終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還為時尚早，但目前有三種趨勢已較為明顯。首先，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性流行將改變當前的國內及國際政治生態，政府顯示出了在治理中的回歸。其次，這也并不意味著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的結束，因為流行病本身就是人類相互依存的證明，盡管一些國家的政策顯示了向內尋求對自我命運控制的趨向。再者，人們也從各國共同抗擊疫情的活動中看到了希望和良好的意愿。因此，如果此次疫情能夠讓人們認識到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多邊合作的實際利益，它不失為一種積極的意義。哈佛大學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也強調，疫情中各國醫護人員、政治家乃至普通民眾所展示的堅韌、效率和領導能力，為世界各地的人們應對并最終戰勝這一挑戰帶來了希望。

應該說，在一定時期，互不信任、追求自我保護的封閉政策在國際社會本就是客觀存在的，但它們是否能夠逆轉甚至“終結”全球化趨勢、進而成為一種新常態卻并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結論。正如對待全球化問題一樣，有關“脫鉤”和封閉新常態的認知分歧實際顯示了人們應對這場災變的兩種不同態度和選擇，一種是積極的、開放的應對態度，另一種則是消極的、內向防護的態度。它們各自衍生出了不同的政策應對方式。而積極的合作聲音顯然是目前國際社會多種聲音中的主調。從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所發表的聲明中，人們也看到了這一點。聲明特別強調將努力確保重要醫療用品、農產品及其他商品和服務的跨境流動，并努力解決全球供應鏈中斷的問題，并繼續在國際運輸和貿易領域加強合作，最終營造自由、公平、非歧視、透明、可預測和穩定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并保持市場的開放。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上的發言中提出堅決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擊戰、有效開展國際聯防聯控、積極支持國際組織發揮作用、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4點倡議，并呼吁二十國集團成員采取共同舉措，減免關稅、取消壁壘、暢通貿易，發出有力信號，提振世界經濟復蘇士氣。制定二十國集團行動計劃，并就抗疫宏觀政策協調及時作出必要的機制性溝通和安排。

來自世界各地的思想和學術精英也表達了類似的態度。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迅速蔓延，正讓全世界的人民深刻認識到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現實意義，因為世界各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亟須加強合作，抗疫情，穩經濟，攜手取得共同勝利。蘭德公司學者庫馬爾認為，在國際領域，封閉不應該成為新常態。不應該將人們出于抗疫必要而設立的臨時障礙永久化。全球化是數十億世界各地的人們希望相互聯系并融入全球供應鏈的結果。而且他強調，在此次疫情期間人們也看到各國的科學和醫療合作有了巨大的增長。與一些直覺相反，他認為這可以讓世界團結起來，人們將會看到更多的科學和醫學合作向前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現實，也進一步凸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意義。基于這種意識，國際社會在抗擊疫情過程中也展現了極大的協作態度和熱情。這些將增強人們戰勝疫情的信心。同樣，基于這種意識，各國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也應該成為未來國際社會中國家間關系的一種新常態。

（馮琰為本文提供了資料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