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1999年的自己 含“滬”量高的生活協奏曲

乍看《致1999年的自己》，簡直活脫脫的滬版《小巷人家》，只不過棉紡廠換成了九廠，兩家好鄰居換成了四閨蜜及其家人朋友，年代背景也略晚些。當然，還有林棟哲（《小巷人家》）拼命要考上的重點中學是一中，而毛頭（《致1999年的自己》）立志考進去的好學校叫二中——劇中的普楊二中，估計對標的是上海市普陀區的曹楊二中。另外，從室內外的各處場景到方言臺詞，《致1999年的自己》的含“滬”量比《小巷人家》的含“蘇”“粵”量還要高。

少年的友誼與成長的陣痛

《致1999年的自己》在15歲的小姑娘錢佳玥收到普楊二中錄取通知書的驚喜尖叫聲中拉開帷幕，圍繞她對鄰居肖涵哥哥的青澀暗戀，以她從長發到短發的外形變化配合相應的主題曲，講述一群少男少女的純潔友誼與成長陣痛故事。其中，有一如既往的支持和鼓勵，有對未來的憧憬和茫然，有對家長、老師的喜歡、崇拜和不滿、吐槽……一如我們每個人曾經的少年時光。

劇中，時時處處以千禧年前后的人和物為底襯：從張信哲的歌迷見面會到顯示器厚厚笨笨的老式電腦，從錄像帶到BP機，還有彼時孩子們上下學騎的自行車都是自己的“寶駒”，而不是現在司空見慣的共享單車……這樣的時代“背景板”帶給年輕觀眾十足的新奇感，對年長的觀眾則是一波回憶殺，可親、可品。

少年人物也各具特色、形象鮮明。比如毛頭，老師眼里典型的后進生，生性頑劣，卻幸運地享有一份不一樣的父愛，并在朋友的幫助下發憤努力、成功逆襲；比如柳婉晴，身材微胖、樂觀親和，不管是乖乖女錢佳玥還是不羈的陳末，都能與之成為莫逆之交，她還在給美國少年丹尼爾一行人做導游的過程中找回了自信、閃閃發光；而肖涵，雖然在英雄父親的影響下一直“咬緊牙關”做優等生，但也完成了從不敢打架到主動出拳的改變，從抗拒母親再嫁轉為支持母親爭取幸福的成長。

“協奏”有余而“嚴酷”不足

少年的成長固然喜人，但《致1999年的自己》最吸引人的恐怕還是中年人的戲份——返城知青、下崗女工、英雄遺孀，圍繞中年女主們這幾個身份關鍵詞的，是努力再就業，是一地雞毛的生活，是樂觀拾起的“小確幸”，是她們都喜歡的那句歌詞——“大不了從頭再來”！

其中，刻畫最細膩到位的是中年人的“夾心餅干”人生況味，尤其是陳秀娥與母親廖主席和女兒錢佳玥，祖孫三代的兩對母女關系，都不太和諧。老太太重男輕女，年輕時讓女兒下鄉、兒子留滬，到了晚年雖然和女兒女婿同住，但內心更看重遠在海外的兒子，生活中動不動就指責女兒秀娥虛榮、小氣，甚至冤枉女兒偷自己的名表出門“扎臺型”（注：擺闊氣）。而佳玥則很討厭媽媽秀娥偷看她的日記，管控她的生活，與從小帶她的外婆更親昵，對自己的媽媽則無話可說。要不是老公錢康體貼，秀娥這塊“夾心餅干”的心恐怕早就碎一地了。

如果說《小巷人家》以吳家為麻雀“解剖”出了這世界的不和諧音，那么《致1999年的自己》演繹的則始終是生活協奏曲。換言之，其劇情和主人公人設大多細膩豐滿、層次豐富而不失溫度。比如，乍看秀娥是不懂得尊重女兒隱私缺乏邊界感的“壞”媽媽，但編導很快便安排外婆廖主席私下幫秀娥彌合母女關系，跟佳玥強調“媽媽是因為深愛才亂了方寸”。而以打罵兒子為常態的張啟明，則會在老師說毛頭無可救藥時怒踢老師辦公桌，在學校要開除毛頭時用整整一個教室的電腦挽回兒子的前途。父母子女之間的隔閡，始終都有深愛和支持作為依托，沒有落入原生家庭必有原罪的窠臼。

作為年代劇，劇中描摹的中年況味又年代感十足——秀娥的閨蜜愛萍和阿佩下崗后自強不息，一個開餛飩店，一個打兩份工，努力活著，并活出了人生應有的自信與倔強。其中，最感人也最亮眼堪稱“劇核”的橋段莫過于“旗袍三美”考空嫂了——處于人生低谷的她們不抱怨、不萎靡、不自暴自棄，積極響應政府的“4050工程”號召，在街道的幫助和家人的支持下勇考空嫂。可喜的是，編導也沒有“浪漫主義”地安排讓她們考上，而是以惜敗的結果補足了真實感。

另外，該劇還用一定的篇幅真實再現了一條馬路之隔的普楊新村和錦繡花園的生活差異，既營造了真實的歷史年代感和場景感，也強調了親情、友情對差別的忽視與消解。如春節返鄉，佳玥母女幫助江西女娃免于輟學，又如住錦繡花園的芳芳母女對住普楊新村的閨蜜的珍視與幫助。

客觀而言，該劇“協奏”有余，而對生活真實的“嚴酷”欠奉，但在“春節檔”播出卻是妥妥的暖心之作，并無太多違和感。

細節的豐滿與方言的意蘊

如果說，《致1999年的自己》以少年、中年兩條線索的交叉融合，成功地立起劇集的骨架，那么諸多細膩動人的細節就構成了該劇的豐滿血肉。阿佩要考空嫂，阿貴悄悄替妻子加固旗袍針腳以免她出洋相，妥妥的“海派好老公”。而最耐人咀嚼的，也許是陳家兩代母女關系掰開揉碎的細細鋪陳——觀念老派不愿做外婆只愿做“婆婆”的廖主席在佳玥頂撞媽媽后，會悄悄告訴孩子“你可以怪媽媽這個那個，但不能怪媽媽不愛你，因為這不符合事實”；而腦門兒上似乎貼著愛虛榮、摳門、計較等標簽的秀娥，在母親確診老年癡呆后，卻做起了“兒子給媽媽請的住家阿姨”——“白加黑”、“五加二”、春夏秋冬、年復一年，毫不計較、從不抱怨。事實上，秀娥是好女人，既懂得如何享受做嬌妻，也懂得如何做賢妻；秀娥也是好女兒，不僅懂得母親的偏心是因為“距離產生美”，理解同胞手足的難，也懂得包容母親那代人骨子里的傳統觀念。廖主席臨終對女兒說的那聲“對不起”，看哭了不少中年女觀眾……

值得一提的是，《致1999年的自己》的臺詞會時不時穿插些方言詞匯，比如口述是“差頭”“結棍”，字幕卻配以“出租車”“厲害”，既提高了含“滬”量，又照顧了不同地域的觀眾，這種做法值得點贊。而作為重點場景出現的外灘、東方明珠等也是該劇含“滬”量高的強力證明。生活劇中對地域和方言的強調，或可視為一種創作者的文化自覺，既增加了故事的真實感、氛圍感，也讓地域文化得以展現。

盡管劇集帶來的治愈與溫暖令人感動，我還是想給編導帶句話，雖然巧合、誤會是架構劇情的不二法門或順手利器，但劇中少數細節仍不免太過生硬或不太合乎常情。比如肖涵和陳末巧遇一起看流星雨那場重頭戲，又如佳玥不通過班主任就擅自換座位等。還有，劇中一邊不斷強調張啟明是連李清照和辛棄疾都不知道的“差生”，一邊卻讓他在讀愛萍抄錄的辛棄疾藥名詞時斷句無誤、讀音全對，難免讓人有些匪夷所思。(郭梅)